别再让我生二胎了 各国政策的差异化
就目前我国全面的开放二胎政策,就中国多数的家庭来说,生孩子是一句话的事情吗?1990年,“超生”还是个热门话题。
黄宏和宋丹丹将经典小品《超生游击队》搬上春晚舞台。“走一道,生一路,过一站,生一户。”为了生个男孩,已经育有“海南岛”、“吐鲁番”和“少林寺”的孩子妈怀着第四胎“OK撒有那啦”逃亡在超生的路上。
在城市的街头巷角,超生的人背着孩子,拎着家当夺命地逃,身后超生罚款侦缉队的红袖章小脚老太太卯足劲地追。
然而,20多年后的今天,事情的进展却刚好颠倒,政府频频催生,小两口却望“儿”却步了。
政府催生,鼓励“造人”
推绳子效应,即拉拽绳子很容易,但你想让它反方向运动,无论怎么推,都白费力气。
经过几十年严格的生育抑制,曾经的“只生一个好”,在进入21世纪后,变成了各种人口问题的集中爆发,人口形势急转直下令人措手不及。
根据2000年“第五次人口普查”数据,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.22。随后,人口统计专家对普查数据进行了修正,以瞒报、漏报之名将原值提升至1.8 。
年 “第六次人口普查”时,总和生育率再创新低,只有1.18,修正后也仅在1.5左右。依然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.1以上的总和生育率。
人口形势仍在恶化,但最新版的《中国统计年鉴(2017)》却直接将反映生育现状的“育龄妇女分年龄、孩次的生育状况”重要数据删除。这是2004年以来,政府第一次删除有关生育率的数据。
在不断的推倒、修正、甚至遮掩的过程中,中国最新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,至今依然迷雾重重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政策的风向早已改变。
中国政府放开生育已有近8年的历史。从2011年开放“双独二胎”到全面放开“二孩”,8年来人口政策的激励下,新生人口缓慢增加,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“婴儿潮”。2017年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第二年,新生人口数较2016年降低63万,出现负增长。
巨大的人口压力倒逼出了一些生育福利政策。
“全面二孩”放开之际,鼓励二孩的配套政策相继落地,31省陆续修改地方条例,产假长度普遍被延长至158天以上。
年,多市增发生育补助,如石河子市辖区内生育二孩(不含领养)的家庭,可领取顺产500元/户、剖宫产1000元/户的住院分娩补助。此外,在二孩0-3岁期间,每户还将给予适量奶粉补贴。
但大部分省市的鼓励制度仅仅停留在延长产假、增发补助上。目前只有人口形势严峻的辽宁,除了延长产假、发放津贴补助外,准备在生育鼓励政策中真正触及住房、幼儿教育、家庭税收、社会保障等核心层面。
与国外相比,小巫见大巫
比起中国,单就产假而言,国外要慷慨的多。
现代医学没有“坐月子”一说,生育假期并不局限于产妇的产后恢复。经合组织成员国(以下简称 OECD)的生育假期就至少包含有产假、育儿假、父亲假三种。
其中,最长的假期甚至超过3年,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都可以获得长期的育儿假(Parental Leave)以专门照料幼儿,并且受劳动法的保护,休完育儿假后的雇员仍然可以顺利回到岗位。
不过,产假仅仅是 OECD 国家促进生育政策的一个方面,所实施的家庭福利制度要更加实在和全面。
成员国的政府生育鼓励政策涵盖现金补贴、实物补贴、服务补贴、税收减免等多个方面,仅家庭福利支出一项就占到 GDP 比重的2%-4%。
大手笔的投入曾为不少国家带来了生育率的回升,但效果却不一定持久。冰岛、丹麦和芬兰等北欧国家的生育率在2010年前后到达一个高值后,很快又开始逐年缓慢下跌。
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面临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的日本,多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生育。
在托幼服务上,日本政府先后出台“天使计划”和“新天使计划”,不断完善育婴室、婴幼儿生活支援设施、保育所、婴幼儿寄养设施、儿童课后服务和短期照料支持服务和支援设施。
另一方面,日本还斥以重金补贴生育。自1972年日本开始施行儿童津贴制度以来,适用的的范围不断扩大、津贴发放的数量与日俱增,2012年时,对3岁以下、3-15岁的青少年分别给予每月1.5万日元、1.0万日元的差异补贴;同时,补助孕妇30万日元的育儿补助金。
然而,日本生育鼓励政策效果并不显著。从2008年到2014年,日本总和生育率持续低速增长,2014年达到1.42,但仍远低于 OECD 平均值1.74。
原因出在了工作上。女性本来就面临着“职场天花板”,对东亚女性来说,生儿育女如果占用的时间过长,可能意味着自己将会失去工作,甚至断送职业生涯。
高福利、高投入的国家尚不能完全保证提高总和生育率,更何况家庭福利制度远远滞后的中国。
中国针对家庭福利的财政投入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。但囊括社会保险、社会救助、社会福利、社会优抚四大项在内的社会保障总体支出只占 GDP 比重的10%,政府投入占社会保障支出不足40%。
对比之下,近年来财政负担过重、正在缩减财政支出规模和范围、加大社会和民间责任改革的欧盟,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仍是中国的近3倍,政府在社会保障支出中占据主导地位。
生孩子不是添双筷子的事
福利制度落后,意味着家庭要承担更多的成本和压力。
老一辈人的童年可能散漫而快活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白粥小菜,食能充饥就行。兄弟姊妹好多个,小人书、连环画轮流翻看、捧在手里就能打发一个午后。
然而时过境迁,生儿育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“好养活”的底线上,从胎教开始,“富养”的独生子女就做好冲锋的准备。
如今,生孩子花的不算多,养孩子却是一笔巨款。
年国家卫健委开展的“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”,从家庭支出的角度,对0至5周岁儿童抚养直接经济成本进行估算和分析。以2013年为基准价格,假设未来消费预期不变,每个儿童每年平均抚养成本约10454元,将孩子从出生抚养到5周岁(6周岁前)则需要花费62726元。
其中,医疗、教育所占比重极高。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,托儿所、早教班、兴趣班、补习班提上日程,教育的投入快速攀升,在孩子5岁时,仅教育一项的投入就占消费支出的近一半。
城乡儿童的所接受的教育资源差异在0-5周岁就已现端倪。农村家庭在医疗和食品支出上耗去大笔资金,在孩子3-4周岁时教育投入才能慢慢赶上。
经济发达地区的育儿成本更加高昂。2004年,有学者对上海徐汇区的调查发现,从直接经济成本看,0-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;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,则高达48万元;估算到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抚养总成本达到49万元。
然而,中国的家庭福利制度长久地缺席。新出台的鼓励生育政策的分娩补助、奶粉补贴在庞大的育儿开支面前显得微不足道。
在历次生育意愿的调查中,中国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多分布在[1.5, 2]区间内。许多人并不是不想生二胎。
年智联招聘一份针对女性生育意愿的调查报告显示,拒绝生养小孩的首要因素即“经济成本太高”,比重高达56.8%,有四成人“担心影响工作、职业发展”。
生孩子不是添双筷子的事。在医疗、教育成本、房价等等都过高的今天,奶粉补贴、产假延长、生产补助还不足以打消夫妻俩对生孩子的迟疑,小两口要先养活自己才有精力思考——我是不是还养得起孩子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