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7岁双胞胎孕妇的生育困境 生下孩子可能会要命
高龄产妇本身对于母体就是很有风险的,张茹终生所想的,莫过于有一个自己的孩子。此时,她正第二次怀着孕,双胞胎。但她今年已经67岁,生下这两个孩子可能会要了她的命。
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几岁,卷曲的头发是黑色的,仔细看,发根处的白发开始冒出来,一些皱纹穿插在她沧桑的脸上,额头,眼角,嘴角。
无论如何,能看出来她是一个老人,怀孕的老人,年轻人的某些优越感消失殆尽。
进入花甲之年后,张茹经历了失去独子,领养孩子,做试管婴儿,再度怀孕……漫长的痛苦和闪现的希望,她把生孩子视为个体选择,未料随之而来的种种令她身处困境。
对一些人来说,她执着的生育意愿有些自私和不计后果;而对张茹来说,这象征着“重生”。这是一个道德上的无人之地。
高龄产妇
9月16日,上午十点,咖啡厅。张茹轻轻啜饮着一杯菊花茶水。黑底碎花长裙盖过她的膝盖,怀孕的肚子微微凸起。
她面前的桌子上,放着一堆产检报告,好像带有墨迹的一副纸牌。最近一次检查,B超检查单上显示,一个胎心率144次每分,另一个150次每分,医生说120到160是正常值。另一张是无创检查的报告,排除胎儿患染色体疾病的可能。这让她长舒一口气。
因为孕前吃过激素,她的血压有时升高。时间往前走,一些负面影响在她身上显露出来。在激素作用下,她的手臂和腿上冒出一块块豌豆大小的老年斑。“但其他指标都正常”,她加重语气,补充了一句。
十点半,张茹从购物袋里取出药,几粒白色盐酸拉贝洛尔,送至口中,就着一杯白水咽了下去。间隔四五个小时再服用一次。怀孕以来,她每天服用的药片数量从六片涨到八片,再涨到十片。
几杯茶下肚后,张茹起身去卫生间,她从商场走廊的一头穿到另一头。从卫生间出来,她感觉有点累了,靠在一扇玻璃窗口旁边透气。
回去的路上,她额头不断渗出汗珠,“低血糖,茶水的缘故”,她警觉道。在一家饮品店门口,张茹顺着椅子坐下去。
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十六周,随着肚子逐渐变大,负荷变重,她偶尔会感到吃力和疲惫,也总有路过行人的目光瞟向她的肚子,接着是她的脸。
张茹不在意投射来的目光,她也不躲避。“我不是怪物。”有时,她看起来像一个精力充沛的中年人,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她产检的经历。
“极高危”
今年6月,怀孕后,张茹在北京宝岛妇产医院进行了首次产检,当时被医生诊断出患有妊娠高血压。随即被列为高危产妇,后由北京宝岛妇产医院转诊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治疗。
北京宝岛妇产医院主任医师谢峰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回忆,他们发现张茹当时的血压比较高,在妊娠期间,她出现一系列问题的风险非常高,比如说随时会出现脑血管意外,以及急性肝肾功能衰竭。按照北京市卫计委的要求,这样的孕产妇在二级医院继续接诊、产检并不合适,所以当天就将她转诊到三级综合医院。
张茹转去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。“第一次各方面检查还行,第二次去是7月23日,医生就跟我说必须拿掉一个孩子,不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不收。”
丈夫李威回忆,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医生告诉他,“必须要做掉一个,只要一针下去,孩子就可以流掉。”他模仿医生的语气重复那句话。
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公众权益保障处处长姚铁男告诉澎湃新闻,之前,他们掌握了张茹前期的情况,“67岁,对我们来说到超高龄产妇,并且怀的是双胎,妊娠的合并高血压到了170多。”之后,卫计委在8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市的专家会议。“专家说她是极高危,极严重的高危孕产妇,在目前医疗条件下,不能保证其母婴一定安全。医生建议她减胎。”
北医三院接诊张茹的李诗兰医生在接受《新京报》采访时说,科室主任找到张茹谈及终止妊娠,但张茹表示不同意进行引产。
张茹担心的情况是,如果引去一个孩子,另一个孩子可能也保不住。她又去了北京市妇产医院做产检,医生也提出了终止妊娠的建议。
姚铁男说,第二次专家会诊是在8月13号,“临床和服务管理专家最后认为张某是极严重高危孕产妇,属不宜妊娠,严重威胁到母婴安全,但应尊重其妊娠的意愿,适时科学引导。”
几次之后,张茹不愿再去这几所医院,不安的情绪像气球越胀越大。9月初,张茹和丈夫去了五洲医院,“开药时被拒绝”。9月13号,张茹到北京宝岛医院进行怀孕以来第四次产检。医院通知她下午四点半之前过去,那天到了以后,张茹和丈夫在三楼等着,四点四十五,有人通知他们到地下一楼。
姚铁男说,北京市有高危孕产妇的转诊网络,怀孕后建档时会评估孕妇的身体状况,分成绿色、黄色、橙色、红色和紫色,根据不同级别建议孕妇去相应的医疗机构就诊,比如橙色要求在区级危重症孕产妇抢救指定医院就诊,红色要在市级的危重孕产妇抢救指定医院就诊;紫色是合并传染病,需要在专科医院接诊。
9月13号是第三次专家会诊,张茹最想去的那家医院不是她的对口医院,“她坚持要去一个特别大的医院,我们现在不好披露这家医院的名字,但不是我们指定的整个网络中那两家。我们给她指定了两家特别好的三级医院,包括北医三院,但是她说不去。”
张茹回忆,那天,围着自己的有二十个人,绕着桌子一圈坐着,有人拿着摄像机拍摄。“说是专家会诊,但还是建议我停止妊娠。”
“由于来多次就诊,结果显示孕妇的血压很高,没有得到有效控制,专家会诊的意见是患者目前状态不易妊娠。”姚铁男说。
“我的血压已经降下去了。”张茹感觉自己好像站在审判席上。她始终认为,被剥夺的是她做母亲的自由。“他们封杀我,你知道吗?或者说,在某种程度上,他们是谋杀我和孩子。”
一位知名产科专家告诉澎湃新闻,67岁的妇女,不管是生育机能还是其他器官都在退行性改变,流产、早产、胎儿功能发育迟缓、胎死宫内等情况较普通孕妇更易发生,能理解失独家庭的愿望,只是以普遍认知来说,得到一个好结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,因此他不赞成,也不提倡这样高龄生育。
这位产科专家也曾接到过张茹的求助,在他看来,尽管有前述问题,但张茹“有这么强的决心,也已经(怀孕)这么多周”,应该尽量给她提供帮助,她当下需要一个医疗团队,给她提供生理和心理的支持和抚慰。
姚铁男也表示,在张茹的生育愿望前,“应该尽可能帮助产妇达成她的愿望,但前提是不危及生命”。他称,特别希望孕妇尽快回到宝岛医院,或者回到他们指定的三级医院。
但眼下,张茹对指定的医院失去了信任。
张茹曾经有过一个孩子。
她和李威1978年结婚,1980年生下一个儿子。儿子一岁半时,夫妻俩又有过一个孩子,彼时赶上计划生育政策,他们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。李威“最爱孩子”,姐姐和同事家的孩子他都帮忙照看过。
李威是上世纪60年代机械专业的中专生,后来参加了北京市的统考,考上了职工大学。数学是他的强项,辅导儿子功课的任务落在他身上,“我教他数学,错的题只要讲一次,第二遍他就会了。”
儿子喜欢游泳,李威每天骑着老式自行车,后面驮着背数学乘法表的儿子,早上五点多,送他去游泳馆,从一年级持续到六年级。一家三口经常骑车去亚运村的游泳馆,张茹一次能游五百米,李威游三百米。
四年前,一切戛然而止。儿子34岁时,死于一场车祸。
那时,儿子在首都机场上班。2016年六月的一天,他跟朋友出去玩,午夜十二点还没回家。夫妻俩习惯等到儿子回家才睡觉。十二点多,李威等来派出所的电话,说孩子出了车祸,送去了医院。
夫妻俩立马赶往医院,“那时他(儿子)意识还很清醒,告诉警察我们的联系方式,跟我们说他被车撞了。”接着,儿子被送进了急救室,他的肋骨被压碎插入肺部,腹腔出血,外表却看不出任何征兆。
凌晨四点,医生通知夫妻俩,孩子抢救无效。张茹瘫坐在医院的地板上,哭晕过去。李威记得,儿子最后说的一句话是,“看到我爸来了我就安心了。”
两个月前,他刚见过亲家,在回龙观给孩子买了套120平方米的婚房。年底,他将看着儿子娶一个姑娘回家,应该很快就会有孙子或孙女。
夫妻二人从警察那里得知,儿子在路边拦出租车被撞,遭到二次碾压,司机肇事逃逸。出事地点正在施工,四周漆黑,附近没有摄像头。
儿子骤然离世,没有给张茹和李威留下任何喘息的空隙。凶手至今没抓到,张茹连怨怼的对象都没有,生活是无尽的无望,无尽的空虚。
时间越久,记忆似乎越清晰。“一切好像没有发生过”,有时候李威梦到孩子,不知从哪里突然出现在面前。只要一睁眼,都是他的影像。
小时候,儿子是朝阳区游泳队的队员,每天有一块钱的工钱,发下来他都会交给李威。有段时间李威经常出差,去外地学习,儿子总跑去车站送他,哭得稀里哗啦。这个父亲每次出差回来也总给儿子买小坦克,小礼物。“他跟我的感情很深…很深…”
李威停顿下来,陷入遥远的追忆,声音又开始哽咽。他在努力抑制眼泪。
“他两岁多的时候,我们住在筒子楼,一层楼很多房间,多户人家,有个同事给了他一块糖吃,回来后他还记得是谁给他的,哪个房子他记得,那时候他还不会说话,但会用手指着那个方向……三岁的时候,他爸骑自行车带他出去买菜,买了一大捆菠菜,车筐子放不下,他都知道把菜往下压……真的太聪明了……”
当张茹说起她的儿子时,她的面部抽搐,声音哽咽,眼睛变得湿润,说话的音调更高了,突然间失控,啜泣起来。丈夫提醒她控制住情绪,不要影响到肚子里的孩子。
儿子的户口一直没销,在这个城市,“哪里都有儿子的影子,他上学的地方,玩耍的地方”,他们试过旅行,去桂林,南海,云南,韩国,但每次回来,心里依旧“空落落的”。
任何一次长途旅行,都会有一种风景和时间的扭曲。每次出行,张茹都会背着儿子的书包,带着儿子的三张照片,一张2014年,两张中学时期的。照片中的男孩儿,寸头,微胖,笑容憨厚。仿佛这样,时间形同停滞,她似乎回到过去,和儿子相处的那些日子。
李威不敢看儿子的照片,他的房间也不敢踏进去,人在门外,腿就像被钉住似的迈不开,“失去孩子意味着什么,你永远不知道。”
出路
儿子去世半年后,张茹和丈夫商量,要么领养一个孩子,要么一起死。他们选择了前者。
2014年,张茹距离六十四岁只有三个月,儿子的后事还没处理完,她和丈夫就去了民政局。对方告知,办理收养原则上年龄限制到六十五岁,领养孩子需要登记排队等待。
一年后,她再次去民政局,对方告诉她仍需排队。根据《领养法》,收养人需具备抚养被收养人的能力,以及年满三十周岁。
张茹提议把儿子的女友认作女儿,但丈夫担心认的女儿将来要赡养四个老人,压力太大,便放弃了这一想法。
2016年4月,张茹夫妇去了云南,到当地福利院领养孩子,答复是“本省需要孩子都特别多”。5月,夫妻俩去了河北承德一家孤儿院,但孤儿院大门紧闭不让进入,他们把买的水果衣物等搁下后离开了。7月,二人又去了北京的太阳村,那里住着不少无人抚养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,但不让领养,最后两人失望而归。
有次在一家私人医院,李威听说可以找人DY,五十万元一个孩子。但权衡下来,觉得DY是非法的,不能做。
漫长的跋涉后,试管婴儿成了夫妻俩的最后选择。
早在2015年底,张茹就考虑过做试管,她联系上安徽合肥人盛海琳,后者在60岁时通过试管受孕生下一对双胞胎。张茹想从她那里打听做试管婴儿的途径,但被对方拒绝了,只告诉张茹做一个五万块钱左右。后来,张茹没再联系她。
如今,盛海琳已经不记得张茹曾找过她,前几日她从新闻里得知张茹怀孕的消息,并说自己给不了任何建议。
2016年10月,在北京的国际医疗展上,张茹认识了一个台湾医生,并恳求医生为自己做试管婴儿。医生说,以她的年纪做试管婴儿有风险。张茹说自己接受任何风险。“当你生不如死时,所有看似危险的事情你都愿意尝试。”
2017年2月,张茹开始吃激素,直到月经回来。吃药的同时,配合着身体上的锻炼,打球,游泳。但吃激素的第五个月,她的血压开始升高,久坐后站立格外吃力。
7月,她去了北京妇产医院看中医,说自己想做试管婴儿,医生给她开了三十五天的药调理身体,月经和身体恢复正常。
张茹曾在网上遍寻高龄产妇的案例。“东北64岁有个产妇,2016年12月28号生的;2016年的9月份,杭州那人从美国回来生的;还有2017年有个52岁生孩子的。”她能清楚记得每一个高龄产妇的年龄,以及她们生下孩子的日期。
去台湾之前,张茹咨询过北京的几家大医院,但回复都是她年龄太大,不能做试管婴儿。张茹想不明白,“谁要失独,谁还选择年龄啊?”
今年6月,李威和妻子去了台湾。中介全程带着他们,物色好卵子,找了律师事务所,办理好手续,再去医院交钱,身体做了全面检查。一趟下来,夫妻俩花费二十多万元。
那天是6月8日,医生筛选出二十多个卵子,用精子配成八个胚胎,再从中筛选出四个,两男两女。张茹担心成功率低,想放入三个胚胎,医生告诉她不行,万一三个都成活,要引产的话另外两个也会受到影响。最后决定放入两个胚胎。
张茹躺在床上,心里想的全是去世的儿子。一直默念,让儿子原谅她,保佑她成功生下孩子。三天后,夫妻俩返回北京,带着仅剩的一千元钱。
从台湾回来后,6月19号,有了好消息。张茹到北京宝岛妇产医院验血,检查了三次,确定怀上了双胞胎,两个胚胎全部成活。她成了国内目前已知的年纪最大的孕妇。
张茹没有想到两个胚胎同时成活,“早知道这样,我移植一个多好。”那天晚上,她第一次梦到了去世的儿子,丈夫也做了同样的梦。
张茹83岁的姐姐一直站在她那边,姐姐是退休的军医,她曾告诉过张茹妊娠的风险,但无论结果如何,“最后做选择的都是张茹自己。”